是时候谈谈德国了

杨佩昌说,他研究的东西就是怎么让国家的经济像一部机器一样匀速发展,而不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德国基本上不是这样,表面有时候慢点儿,但是这种慢是能够看明白的,能够理解它为什么。所以德国经济模式的特点是稳定与增长。”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古典主义遇到瓶颈,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登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有一个例外就是德国。

说是例外,是因为德国并没有循着当时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而是根据自身的国情和特色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特色道路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弗赖堡学派。该学派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归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叫瓦尔特·欧根,其他还有伯姆、洛普克,后来还有阿尔玛克,包括经济部长艾哈德,也属于弗赖堡学派。弗赖堡学派区别于古典主义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坚持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它认为国家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弗赖堡学派认为国家的作用并不是要参与到经济之中去,而是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

对于弗赖堡学派来说,最主要的是稳定物价。第二件事是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为了自由竞争要颁布什么?《反对限制竞争法》;要让经济稳定、物价稳定,还要颁布一个《联邦银行法》,这个联邦银行法授予联邦银行独立于政府的地位,也就是联邦银行行长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由政府提名,最后由联邦总统任命,经过国会的批准。也就是说联邦银行的决策可以不听政府的,所以这就导致这样一个局面:联邦银行虽然有义务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义务支持、但不必听从政府—所以它就不会滥发货币。

在二战结束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选择的就是以弗赖堡学派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从那个时候起,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成为德国成功的一个体制。尽管前前后后有波折,但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的:“社会市场经济尽管经历了各种波折和误会,但市场经济在德国人心目当中,依然是个成功、可信赖的体制。”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者,除了艾哈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他叫卡尔·席勒,是德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著名的社民党人,他上台之后,就提出了“魔术四角”的概念:首先是稳定的货币;第二个叫充分就业;第三个是外贸平衡;第四个是适度的经济增长。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德国中小企业为什么能很快地走出低谷?原因有很多,除了外部环境的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叫“内深原因”,即内在深层的原因,或者叫“内在优势”。

如果跟德国人长时间交往就会发现,德国人有很强的前瞻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第一竞争力。对于这个忧患意识,举一个例子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就是学界的忧患意识。二战结束之后,从1951年开始,德国经济就恢复增长了,连续15年增长,这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而在1955年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了问题,说现在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靠的是国内外巨大的需求,但这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企业某种内在的东西。但是这种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这个人就把他的建议写给了经济部,经济部立即出资并组织了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最后研究出了一个叫哈尔茨堡模式。发起人赫恩教授在哈尔茨堡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德国领导力学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德国就有人看到隐忧并想办法去解决。

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来谈德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我还是举一个例子会更生动一些,就是德国非常著名的鲁尔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因为煤和铁资源的日渐枯竭,有人意识到鲁尔区可能要维持不下去了,甚至在70年代就有人预言鲁尔区已经“死”了。但事实上,鲁尔区没有死,相反它重生了。鲁尔区之所以重生,关键靠的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提高大型企业竞争力。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保障是设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中小企业促进法,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是格外开恩的。举例说,我们都知道德国的企业宪法也叫企业基本法有一条“另外规定”:小于20人的企业,不用组织职工委员会。在德国,职工委员会代表着职工的利益,比如说要开除一个员工,得经过职工委员会同意。如果企业有什么重大的决策,职工委员会有投票权。在德国的大型企业里面,职工和雇主的票数是相等的;只有在遇到重大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才由雇主担任主席,主席也仅有两票的权利而已。

另外一条路是发展大型企业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上。产品在同行当中无可替代,这是大型企业的目标。其实在德国,无论中小企业还是大型企业,靠的是什么?是先进的技术。这个技术已经做到了什么程度?我有个印象,至少有30多个产品,这种产品是完全不讲价的,什么叫不讲价?就是一口价,不要也得要,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所以德国的每个企业都有这样的理念:不求全、不求大、只求精。

德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实业观念。虽然欧洲的金融中心和央行都在法兰克福,但我在德国这么多年注意到,金融业不是德国最发达的,最发达的是他们的实业。

1871年之前,德国已经把实业优先的产业政策定调了。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德意志帝国优先发展了工业。德国的农业相当薄弱,竟然不能养活德国人自己。但是德国的土地是全欧洲最肥沃的,漫山遍野种的不是粮食而是草,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种粮食不太经济;第二,他们认为农业是在破坏环境。德国人在向土地索取的时候,内心有种畏惧,他畏惧大自然会不会对他进行报复,大地母亲会不会疼。这是很有意思的。德国的农业不能自给,甚至连水果都要从别的地方进口。

“做实业的话,可能每天都要进工厂、都要忙碌,但是利益远远不如投资金融来得快,德国人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怎么抵御这种诱惑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恰好跟德国人的思维有关。德国人做什么都非常严谨,缺乏冒险意识。全世界有很多天使投资,但是德国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德国人认为这是在冒险。看不见的东西他们是不会投的,除非这个企业做到一定程度,能看到一个雏形,他认为钱投进去能看到企业的壮大。所以说要说服德国人投资,简直太难了。

关于德国人的严谨,我总结出了一道程序——E、T、H、O、S,就像是电脑程序。E是经济。德国人在投资之前会想这个投资在经济上是否划算?是否能成功?接下来要考虑的程序是T,就是技术上的问题,技术是否可行、是否成熟?接下来是H,与人打交道,他们会考察这个人,不说八百遍,考察十遍、八遍是肯定有的。

我遇到过一个真实的事。我有个朋友,他想跟德国人合作,对来中国考察的德国人盛情款待。但最后德国人决定不投资、不合作。为什么呢?我的那个朋友百思不得其解,我也是。后来德国人说,第一,你这个朋友是个很好的人;第二,他只是一个关系的管理者,也就是他只展现了他强大的关系网络;第三是他没有展现出他的管理才能,他怎么来管理?第四,没看出他有战略。没有管理、没有战略,德国人是不会投资的。反过来如果你对他压根不招待,但你跟他谈判,把你的思路谈得非常清晰,让他看到某些真实的东西,他才能做出决定。而不是你请他吃吃喝喝。

O是组织,比如一个秘书要给领导放一个牌子,怎么放呢?或者哪个领导从哪个地方走进来,谁先发言,就这么非常细小的组织工作,这就是德国人的细微之处。

S是社会。社会因素往往是我们的企业家最不关注的,为什么这么说?中国企业家,只要事业上可行、经济上可行基本上就要干了。而德国为什么能抵御住诱惑?就是S。德国人会去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是什么?投资的法律环境怎么样?文化怎么样?等等。比如企业工会,一般人都不会重视,德国就会把这个问题先考虑好。中国企业在走出国门时就因此失败过,例如上海汽车投资韩国的双龙,损失了近20亿。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韩国的工会力量。中国没有想到韩国的工会这么厉害,一波一波的抗议,抗议涨价,要这个补贴、那个补贴。中国企业哪承受得住?最后中方退出了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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